歷史上有些電影在談過去，但真正關心的是現在。由羅素．克洛（Russell Crowe）與雷米．馬利克（Rami Malek）主演的《紐倫堡》（Nuremberg），便是這樣一部作品。

電影改編自美軍精神科醫師道格拉斯．凱利（Douglas Kelley）的研究紀錄《The Nazi and the Psychiatrist》，聚焦於二戰結束後的紐倫堡審判，以及凱利與納粹德國二號人物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之間的心理交鋒。相較於1961年經典電影《紐倫堡大審判》（Judgment at Nuremberg）著重法律與正義的辯證，這次的新版本更接近關於人類心理的討論。它不斷追問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如果歷史上的加害者不是瘋子，那麼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他們？

近年來，從俄烏戰爭、加薩衝突，到全球政治極化與網路仇恨言論的蔓延，人類似乎仍然沒有擺脫族群對立與集體暴力的陰影。於是《紐倫堡》的上映顯得格外具有時代意義，它像是在討論納粹議題，但說穿了是在討論人類。更精確地說，它談的是我們總以為邪惡來自別人，卻很少懷疑邪惡是否也存在於自己身上的那種天真。

1961年的《紐倫堡大審判》之所以經典，在於它試圖回答一個戰後世界最迫切的問題：當法律成為暴政的工具時，執行法律的人是否有罪？而2025年的《紐倫堡》則轉換至另一個命題：當一個人看起來正常、理性、甚至富有魅力時，他是否仍然可能成為歷史上的加害者？

電影中的戈林並不是我們熟悉的怪物形象。羅素．克洛所塑造的戈林幽默、自信、思路清晰，甚至在某些時刻展現出令人難以忽視的人格魅力。他能夠掌控談話節奏，也能洞悉對方的心理弱點。觀眾會發現，自己竟然在某些片刻開始理解他，甚至被他吸引。而那正是電影最危險，也最重要的地方。

德國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平庸的邪惡」概念時曾指出，邪惡並不總是以魔鬼的形式出現。更多時候，它可能來自那些看似普通的人。他們並非毫無理性，而是將理性服務於錯誤的目的；他們並非缺乏思考，而是停止了道德思考。

於是電影讓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難堪的事實：我們總希望將納粹理解成歷史的例外，但《紐倫堡》提醒我們，也許納粹並非例外，而是人性的某種極端呈現。若真如此，那麼問題便不再只是「他們為何如此」，而是「我們是否真的與他們不同」。

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曾提出「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的概念，用來描述監獄、精神病院或軍隊等高度控制個體生活的空間。在這些機構裡，人們的身份、價值與行為逐漸被制度重新塑造。《紐倫堡》的故事發生在監獄之中，但它指涉的並非只是監獄，而是整個社會，尤其，納粹德國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全控機構。

當教育、媒體、司法、軍隊與政治權力朝著同一個方向運作時，個人的道德判斷會逐漸讓位給集體意志。人們開始習慣服從，也習慣合理化服從。電影中的戈林即使失去權力，仍然持續影響其他囚犯，甚至試圖操控審訊者。這種影響力來自於制度早已內化成為人格的一部分。讓我們進一步從心理學中的移情與投射理解，觀眾在觀看電影時，究竟站在哪個位置？

我們以受害者的角度觀看戈林？以心理醫師的角度分析戈林？還是其實在不知不覺之間，也將自己的慾望、恐懼與價值觀投射到角色身上？電影的高明之處在於，它沒有立即提供答案，而是需要反覆思考之後才能有一點體悟。因為它知道，真正值得警惕的從來不是歷史上的惡人，而是每一個自認為不會成為惡人的普通人。

理解一個人為何成為加害者，不等於原諒他，同理更不等同於赦免，屠殺更從來不會因為任何理由而獲得正當性！然而，如果我們拒絕理解悲劇如何形成，那麼我們也永遠無法阻止悲劇再次發生。真正重要的，不是譴責人性，而是思考如何超越人性。

《紐倫堡》另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它改編自心理醫師的紀錄文本。這意味著電影從一開始便不是純粹的歷史，而是透過一雙試圖客觀但主觀的眼睛觀看歷史，這也讓讓人想到一個長期存在於心理學中的弔詭，個人始終認為，心理學是一門從主觀而來的客觀，也是為了客觀而進行的主觀，所有心理研究最終都來自人的經驗、人的感受與人的詮釋。然而我們又試圖透過這些主觀材料，建立一套客觀知識。

歷史其實也是如此。我們總希望歷史是真相，但我們所能接觸到的，往往只是不同敘事之間的競爭。《紐倫堡》中的凱利試圖理解戈林，但他真的理解了嗎？觀眾試圖理解凱利，但我們又真的理解了他嗎？觀看《紐倫堡》最重要的或許不是追問它是否百分之百符合史實，而是思考它如何建構史實。它選擇呈現什麼？又刻意省略了什麼？誰擁有說故事的權力？誰又被排除在故事之外？有些問題遠比電影情節更值得深思。所有歷史最終都會成為敘事，而所有敘事都將塑造下一代對世界的理解。

紐倫堡審判建立了國際法的新基礎，反人類罪、戰爭罪以及國際人權觀念，都在那場審判之後獲得新的發展。從制度角度來看，人類確實進步了，但從人性的角度來看呢？

二戰之後，我們仍然看見戰爭、仍然看見種族清理、仍然看見仇恨與暴力，於是，我們應該懷疑，人類究竟是在前進，還是在輪迴？或許制度會進步、科技會進步、法律會進步，但人性未必如此。歷史反覆被講述，不一定是因為人們遺忘了歷史，而可能是因為人性始終在相似的困境中掙扎。

《紐倫堡》最終留下的不一定是答案，而是問題：當審判結束之後，接下來你會如何敘事？

每一個時代都會有自己的紐倫堡，每一個世代都會面對自己的道德考驗，而真正決定歷史方向的，除了法庭上的判決，更有影響力的是人們如何理解自己的人性。當電影散場之後，觀眾帶走的不應只是對納粹的憤怒，而是對自身的警覺。畢竟，邪惡最可怕的地方不見得是來自怪物，而是來自「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