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聽風暴》近來得獎連連，甚至在歐洲電影獎讓肯洛區、阿莫多瓦、尼爾喬丹的大作相形失色，也讓不少國際媒體批評上屆坎城影展怎會誇張到無視本片存在…

竊聽風暴

名影評人 聞天祥

德國電影近年在「省視歷史」這塊領域，成果斐然。除了俗稱的「終戰三部曲」（帝國毀滅、英雄教育、帝國大審判）對納粹經驗做出不同以往的反省與辯白外，對於戰後東、西德分裂的事實，也有《再見列寧》和最新的《竊聽風暴》相互輝映。不同的是《再見列寧》描述的是柏林圍牆倒塌後，男主角為了母親不能受到刺激為由，盡力將生活佈置得宛如東德從未改變一樣，走向黑色喜劇的路線；而《竊聽風暴》則是直入柏林圍牆倒塌前，國家情報局不可告人卻又人盡皆知的黑暗內幕，但最後在冰冷的政治機器上，看到人性的溫熱痕跡。

《竊聽風暴》揭開故事序幕時，已是1984年，編導先以驚人的數據道出東德國家情報局「斯塔西」（Stasi）的無孔不入與無所不用其極。根據資料，這個將近有10萬名員工的機構，讓東德有將近三分之一的人口被建立所謂秘密檔案。而影片一開場，男主角在課堂上對學生（未來的秘密警察們）播放一卷訊問錄音帶，訊問的對象是個被懷疑協助友人逃離祖國的男子，訊問過程並沒有肢體暴力，只是強迫對方把手壓在大腿下側，然後施以數十小時的漫長訊問，讓他在極端疲累又不得入睡的情況下瀕臨崩潰。席間雖有學生提出不人道的質疑，然而男主角的各種引證及結論，卻證明了體力的煎熬與精神壓力，如何有效地讓人露出破綻，甚至在最終不打自招，最後他的舉證及示範獲得熱烈掌聲，同時卻也讓人不寒而慄。因為影片所展示的真實，並非一般電影匪夷所思的機關或酷刑，而是一種找不出具體傷痕的暴力。

這種杯弓蛇影、動輒得咎的日子要怎麼過？我們甚至可以在一場看似無關緊要的戲裡，見識此種恐怖的如影隨形。那是在員工餐廳，一個低階軍官向同事說了一個東德總理的笑話，坐在一旁的長官先是訓斥並表明將嚴懲警戒，之後卻又嘻皮笑臉地說是在開玩笑而已。到底哪個是真？哪個是假？導演成功地傳達出當時人人自危、什麼都難以信賴的時代氛圍。

然而對訓練有素、甚至看似冷酷無情的男主角而言，他即將面臨的任務—監聽一個才氣縱橫的劇作家—沒想到改變了對方也同時改變了他自己的生命軌道。如果說本片的開場是要努力塑造東德國家情報局的陰森印象以及男主角身處其中的稱職，當情節進入這部份後，電影作為一個不同於數據報表、而是必須感人的藝術型態的特質，可說是徹底成功發揮。

透過監聽、甚至不時的窺視，男主角與劇作家的互動，合情合理卻又耐人尋味。這個變化是很有趣的，從原本理所當然的客觀、有點不以為然（看他如何在檔案上描述男女主角做愛），他甚至刻意用了小聰明讓劇作家發現自己的演員女友跟文化部部長牽扯不清。然而當他一步步進入劇作家的生活，從劇作家和女友的關係感受愛的依戀與爭執，劇作家與友人的交遊體會理想的堅持與破滅，甚至被藝術與自由的力量所感動時，原本安全的「距離」被逾越了。

其實負責監聽的男主角與被監聽的劇作家並沒有多少對手戲，編導卻很有技巧地透過細微的變化讓我們看到後者對前者的感染。甚至當孤家寡人的秘密警察央求用錢買關係的妓女晚一點再走時，那話語與眼神裡，都為「溝通」的渴望，下了完美的註腳。因此我們不必太意外當他開始「介入」監聽者的生活，適時阻止女伶與部長的關係，間接幫助挽回劇作家的愛與信念，進而「掩護」劇作家撰寫不利於東德文章的行徑了。從監聽到包庇，從冷眼旁觀到介入其中，整個過程裡，我們幾乎感同身受地體會男主角從不滿、嫉妒、感動、認同、甚至涉險的變化。僵固的體制讓人虛情假意，人心的交流卻融化了機器的冰冷。

漂亮的劇本，成功地運用了歷史的真實和情節的虛構，井然有序卻又出其不意地在省視與批判之餘，製造出強大的情感張力。最後幾個高潮與反轉，在暴露出男主角身份與作為的邊緣，也激盪出了所有角色的脆弱與韌性。

雖說《竊聽風暴》很明顯站在認同的角度來看待男主角，但並不表示電影因此變得軟弱或容易。我們諷刺地看到這一切的始作俑者—把國家大義變成掩護個人權慾的文化部長，儘管做了見不得人的勾當，卻依然在東、西德合併的新國度裡，安然看著曾被他摧毀的靈魂所創作的戲劇。可見新秩序雖然提供了理想的藍圖，但人與政治的複雜，令正義公平不僅遲來，甚至從未來到。不過也由於他不以為意的厚臉皮，反而題點了劇作家主動去挖開塵封的記憶。 影片最後以極短的篇幅劃過幾個年代，最後當這兩個男人（秘密警察與劇作家）顛倒了主被動關係（換成劇作家去「看」跟「寫」秘密警察），但產物不再是見不得人的「檔案報告」，而是一本公諸於世的「文學創作」時，這個對比也成功地容嘲諷與感人於一爐了。

《竊聽風暴》近來得獎連連，甚至在歐洲電影獎讓肯洛區、阿莫多瓦、尼爾喬丹的大作相形失色，也讓不少國際媒體批評上屆坎城影展怎會誇張到無視本片存在。其實電影獎本來就因時、地、人、運，變化莫測，最好玩的是有派說法認為是導演太過年輕、電影又太流暢，才不符坎城喜愛。眾說紛紜、是非難辨，但可以確定的是作為第一部劇情長片，身兼《竊聽風暴》編導的賀克唐納斯馬克（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所展現出的穩健，實在看不出一般新銳常有的青澀。這位擁有牛津大學哲學文憑的影壇新貴，後來到慕尼黑讀電影，學生時期的短片即已獲獎不少，卻因為厭倦學校只准拍短片而在2001年休學，開始準備《竊聽風暴》的拍攝，結果他因為沒完成畢業短片所以沒拿到電影學位，卻因為《竊聽風暴》的問世而成了傑出校友。

台灣在解嚴後十年，曾因為政治風氣開放及國際影展歡迎，而有過一段重探歷史禁忌的潮流，但很快就陷溺在重複的風格與觀點，難以自拔；而新一代創作者或因志趣不投、或因市場考量，而顯然有著「集體冷感」的症狀。當德國連續出現由年輕導演重探自身政治歷史、流暢生動卻又不失突出觀點的作品時，除了教觀眾驚豔之餘，未嘗不也有許多值得我們的創作者借鏡之處！